数字自由、AI 监管与西方互联网之战

摘要

a16z 主持人 Katherine Boyle 对话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副国务卿 Sarah Rogers，深入探讨数字自由与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角色。Rogers 阐明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本质是美国政府与外国公众之间的关系，而信息环境是其底层操作系统。她回顾了上届政府时期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的审查争议，如何从倡导互联网自由滑向"虚假信息管理"和压制"敌对叙事"，并将其转变为以透明度、真相与和解为导向的数字自由办公室。

对话聚焦几个核心议题：欧盟通过《数字服务法》（DSA）等法规对美国公司施加内容审查压力——最突出的例子是 2024 年 8 月欧盟官员 Thierry Breton 在特朗普访谈尚未播出时就威胁对 X 平台处以监管处罚；AI 时代的版权、合理使用与监管平衡——Rogers 警告若将欧洲对超大型平台的模糊风险管控框架直接套用到 AI 上，可能面临严格刑事责任并破坏美国竞争优势；Tyler Cowan"拥有西方灵魂的 AI"概念与推广西方 AI 技术栈的地缘政治意义；以及美国政府应当如何通过提倡观点中立（Viewpoint Neutrality）的监管环境来鼓励私营企业维护言论自由，而非重蹈欧洲模糊执法、观点偏向的覆辙。

正文

什么是公共外交

在 a16z 美国活力峰会（American Dynamism Summit）上，Rogers 坦言，获得任命后，几乎所有亲朋好友都会在祝贺之后礼貌地停顿片刻，然后问出同一个问题：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到底是什么？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Diplomacy）是美国政府与外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涉及大使、握手和矿产协议。而公共外交则完全不同。Rogers 将其描述为"美国政府与外国公众之间的关系"，涵盖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等教育文化交流、全球公共事务的快速反应媒体资产，以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信息环境（Information Environment）的介入。

信息环境，用 Rogers 的话来说，是所有对话运行的底层操作系统。她对上届政府时期国务院在这一领域的做法毫不讳言：当时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与其他行政分支一道，曾直接联系 Twitter 和 Meta，声称某些保守派内容构成"虚假信息"并要求删除。这种做法最终成为 Murthy 诉 Missouri 案中最高法院审理的议题。Rogers 接手后，在国务院重组中获得了数字自由办公室（Digital Freedom Office），其使命与前身截然相反——她正在"追求对过往审查的透明度、真相与和解，并将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作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支柱"。

从阿拉伯之春到审查机器：互联网自由的钟摆

Boyle 指出，互联网在美国运转良好——人们可以发短信、发帖、发表情包、批评政府——但在许多国家并非如此。当美国在国外倡导互联网自由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Rogers 回溯了互联网自由理念的变迁。在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和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时代，外交政策建制派对互联网自由充满热情，因为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互联网使对话去中介化，让边缘民粹力量能够挑战既有权威，这对开放和自由总体有利，对根深蒂固的控制性机构总体不利。

然而，阿拉伯之春之后，人们开始担心"美国之春"的发生。2016 年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将这些焦虑推至前台，大量政府互联网自由与数字外交倡议被改造为——用 Rogers 的话说是——"所谓的虚假信息管理（Disinformation Curation），即压制他们所谓的'敌对叙事'（Adverse Narratives）"。Rogers 亲身进入这个体系后看到的是：许多参与其中的人怀有善意，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人们更容易接触到真实信息、更不容易被对手信息行动误导的生态系统。这些信息行动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尤其在 AI 时代，外国对手蓄意将恶意虚假宣传注入信息动脉。

然而，Rogers 以历史类比说明过度反应的危险：电报发明时，人们担心它会缩短注意力；印刷机发明时，人们担心异端会自印圣经。她指出，我们正经历远比这些通信革命更为深刻的时代变革，"自然会有一种冲动，想把这创新塞回瓶子里，或至少加以驾驭控制，让既有机构来决定它是为谁服务的、该做什么"。她认为，"用这种方式来束缚技术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或利益——我们应当用技术让人们获得自由"。

数字自由的新使命：从审查到透明度

Boyle 追问 Rogers 如何改变了数字自由办公室的优先事项。Rogers 透露，通过国务院重组和《国防授权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的新授权，她获得了此前甚至不存在的互联网自由推广权力。

数字自由团队继续从事打击恶意软件、间谍软件和外国网络攻击的核心安全工作。但变化在于，此前该办公室深度参与了与国际组织的所谓"信息诚信"倡议——这些倡议"好坏参半"。Rogers 完全支持推广内容溯源——帮助用户判断内容的来源、是否为 AI 生成以及真实性——但她主张赋能用户做出这些判断，而非建立"不透明的、专制式的扼流点"，由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在用户接触到信息之前就决定什么内容可以显示。她特别提到，此前曾有关于"儿科跨性别医学的论点是否应该允许被看到"的决策，这种事"过去是被容忍的，现在不再被容忍了"。

取而代之的是，她的办公室更友好地支持审查规避工具（Censorship Circumvention VPNs）以及像 X 平台的社区笔记（Community Notes）这样"将权力交给用户或众包、以透明方式运作"的倡议。

欧盟审查与自由言论之争

Boyle 提出了一个犀利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类似 Project Maven 的时刻——即科技与国家安全意识觉醒的催化剂——适用于欧盟对美国言论自由的侵蚀？

Rogers 将话题引向 Project Maven 的双刃剑性质：一方面，它催生了科技创新与国家安全是同一利益的认识觉醒；另一方面，它引发了 Google 内部意识形态驱动的员工反抗。这两者如今都在 AI 时代重新浮现。

她借用经济学家 Tyler Cowan 广受引用的概念——"拥有西方灵魂的 AI（AI with a Western Soul）"——来阐述核心论点：一种以个人主义方式推理、遵循规则、优先考虑用户同意的 AI，是西方原则的体现，将成为世界上大量通信与商业运行所依赖的底层推理模型。因此，"推广西方 AI 技术栈是整个本届政府的最高优先事项，也应该是任何关心自由的人的最高优先事项"。

关于欧盟的监管，Rogers 揭示了一个关键事件。有欧洲官员问她："为什么对我们这么严厉？俄罗斯和中国也审查互联网。"她的回答是：俄罗斯和中国将互联网用防火墙隔离起来，但它们不会声称对美国公司处以罚款，因为公司允许美国人在涉及美国政治议题上行使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欧盟却这么做了。

2024 年 8 月是转折点。时任欧盟委员会官员 Thierry Breton 致函 Elon Musk，威胁如果 X 平台播出与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即将进行的访谈，将面临监管处罚。Boyle 补充强调："访谈甚至还没有发生。"Rogers 进一步揭露，在同一封信中，Breton 还提及了对 X 的另一项正在进行中的调查——该调查近期已导致 1000 万欧元罚款——声称问题在于蓝标认证是否"真实可信"、算法是否"足够透明"。Breton 在信中的逻辑清晰无比：如果你让特朗普发声，就会增加你在这项其他监管打击中面临不利裁决的风险。

Rogers 将这种情况定性为她曾在私人执业中于最高法院诉讼过的问题：表面上内容中立的监管法规（Content-Neutral Regulations），在执行中却出现观点偏向（Viewpoint-Skewed Enforcement）。这"既阴险又不可避免——当作出的决定如此政治化"。她进一步指出，当德国将侮辱政治人物定为非法，当英国检察官主张亵渎伊斯兰教违法，这些法律被移植到跨国互联网上，再告诉美国公司违规将面临全球营收 6% 的罚款，美国被迫开启这场国际对话。

AI 监管：版权、合理使用与危险的事前审查

Boyle 将话题拉回 AI 监管：全球范围内围绕数字安全和虚假信息的监管正在迅速变化，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游说团体将类似法规引入美国的"培养皿"。

Rogers 以版权问题切入。她指出互联网有一些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却实为美国法律产物的结构性特征。其一是 CDA 230（《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它使平台能够承载第三方内容而免于承担报纸式的法律风险。其二是合理使用原则（Fair Use Doctrine）——许多法院已做出有利于 AI 训练的裁决：如果你为一班幼儿园孩子购买书籍用于教学，这属于合理使用；同理，如果你购买同样的书籍用于训练大语言模型（LLM），很多法院也认定为合理使用。Rogers 警告，其他国家的监管冲动——包括欧盟可能以不同方式处理版权——将带来毁灭性后果。

继版权之后，Rogers 将矛头指向透明度要求的陷阱。要求公司披露 AI 的某些方面，有可能让外国对手逆向工程模型权重（Model Weights），从而损害美国和西方的竞争优势。

但她最为忧虑的是，将欧洲当前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和"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的内容监管框架直接套用到 AI 上。作为一个美国律师，她对这些法规的模糊性深感不安：它们要求对"仇恨言论"、"可能对公民话语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某人福祉"的言论进行风险评估。她质问道，这是否意味着 AI"太好了、人们用得太多了就损害福祉"？更危险的是她见过的立法草案：即便 LLM 仅仅是"有能力生成"某些内容（并非儿童色情，而是第一修正案下甚至可能不构成猥亵的内容），就施加严格刑事责任。她指出，"那种严格责任体制将破坏 CDA 230 的保护层，对模型创造的训练产生寒蝉效应"。

国家安全中的 AI：法治而非硅谷裁决

Boyle 指出 Rogers 一直在关注国防部与各大 LLM 公司的合同谈判。Rogers 回应道，从国家安全和国防角度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AI 必须保持其西方灵魂"——关于自主武器该做出什么致命决定、数据合成的范围该有多大等关键辩论，应该通过法院、州议会台阶和民主审议的熔炉来展开，正如过去 250 年宪法框架下所进行的那样，而不应由硅谷高管或科技工作者的命令决定。

她举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此前 Twitter 的科技工作者决定，把一名已定罪的性犯罪者称为"男性"——而这本就是事实——是不被允许的。Rogers 认为这些人有权持有这种观点，但法治必须成为基石。美国几百年精心打造的法院体系之所以运作良好，正是因为能对非法搜查扣押、什么是过度侵入、何种监控应被允许等问题进行审慎思考，并以原则性、一致性的方式写下应遵循的立场。

政府如何激励言论自由：三个路径

面对 Boyle 关于 Elon 收购 Twitter/X 的独家玩法难以复制的观察，Rogers 提出了美国政府鼓励私营企业拥抱言论自由的三条路径。

第一，不制造可以被反复无常、任意运用的监管大棒。她以代表 NRA 在最高法院胜诉的案例说明，表面上观点中立的法规在执行中往往被不成比例地用于打压不受欢迎的群体。她的主张是：建立一个清晰、有原则的监管环境，让企业始终清楚需要遵守什么、可以做什么。

第二，在必然存在的科技监管中，法规应当倾向于观点中立（Viewpoint Neutrality）。她观察到，自 2020 年以来，特别是 2024 年以来，科技行业在 Elon 收购 X 的催化下，已大幅转向言论自由一侧。她认为很多创始人不仅爱国，也具有自由冲动，这是自然的。但她强调，观点中立并不意味着平台不能为用户提供内容策展工具——例如减少垃圾信息、色情内容或外国来源内容的展示，这些并非基于观点的压制。

第三，也是最直接的：美国政府应当为美国公司和行业站出来，当它们的利益和美国政治自由受到威胁时。她以 Breton 事件为例反问：如果美国政府威胁法国平台 Le Monde 或 Vendi，因为其播出对马克龙的访谈，法国政府绝不会容忍。"我们也不该容忍。这些制裁传递的信号正是如此。"尽管美国与欧洲盟友共享许多利益，Rogers 坚持认为，"在政策领域发出信号时，它们应当与言论自由保持一致"。

结语

在这场 23 分钟的对话中，Rogers 清晰勾勒出一个正在进行的宏大叙事：从美国国务院内部清洗审查残余、赋予数字自由新生命，到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捍卫"拥有西方灵魂的 AI"，再到为科技行业提供一个以观点中立为原则的监管保障体系。她反复强调的核心命题是：AI 只会越来越重要，数字空间对国际关系和商业的重要性只会增长，而"我们需要一套规则，能保留那种让在座所有创始人得以创新的自由与创造精神，让美国继续成为创新的引擎"。

正如 Boyle 在结尾所言："我们投资和支持第二修正案，就是为了能享受第一修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