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lantir CTO 谈 SaaS 末日、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与美国再工业化

a16z · 2026-03-20🎬 在 YouTube 观看原视频 →

摘要

本期 a16z 播客邀请 Palantir 首席技术官 Shyam Sankar，围绕他即将出版的新书《Mobilize》展开深度对话。Shyam 从多年幕后推手走向公众视野，核心论点振聋发聩：美国正在经历一场自我造成的工业空心化危机——1989 年仅有 6% 的重大武器系统开支流向纯国防企业，如今这一数字高达 86%。他认为美国最大的风险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丧失国家意志、金融化取代工程创新、将人才从国防领域驱逐出去。他提出 AI 不是要取代人类，而是要给美国工人装上"大卫的弹弓"，修复自 1970 年代以来工资增长与 GDP 增长之间的断裂。对话涵盖 SaaS 末日（Alpha 与 Beta 软件的区分）、中国竞争、好莱坞文化重塑，以及他加入陆军推动军政民融合的经历。全书贯穿着对"异端英雄"的致敬——从 John Boyd、Hyman Rickover 到 Project Maven 之父 Drew Cukor，这些被体制排斥却最终改变历史的人。

正文

从幕后到台前：为何选择发声

a16z 合伙人 Katherine 开场介绍 Shyam Sankar 时指出，他在硅谷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多年来，Shyam 一直是那个"站在成功人士背后的人"——Andreessen Horowitz 投资的众多创始人，包括 Anduril 联合创始人 Trae Stephens，都曾公开表示 Shyam 是"单枪匹马成就了我职业生涯的人"。他不仅在 Palantir 内部支持创业者，更给了他们翅膀去创立新公司。

但直到大约两年前，Shyam 才真正从幕后走向公众视野。转变的起点是他写下的那篇里程碑式的文章《First Breakfast》，关于国防改革（Defense Reformation），他是最早公开谈论这一议题的人——而此时距离 Palantir 成立已过去 17 年。当 Katherine 问他为何选择这个时间点站出来时，Shyam 的回答既有绝望也有希望。

他说，多年以来从五角大楼内部观察国防体系的运作方式，他感受到一种"温水煮青蛙（frog boil）"般的缓慢恶化，而这种恶化必须放在历史语境中看待。一系列事件——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2015 年南海岛屿军事化、伊朗核协议失效、以色列遭受屠杀——单独看都可以被合理化，但放在一起就是一幅令人警醒的图景。尤其是 2023 年 10 月 7 日的恐怖袭击，对他来说是一个"激进化时刻"。他意识到，美国正在走向一个已经失去威慑力（deterrence）的境地。

但他同时看到了希望：那些在国防领域之外崛起的创业者们重新燃起了为国家利益而建造的热情。"我们在过去赢得胜利的方式，被我们不慎背弃了，"Shyam 说，"而现在有一个机会，以满腔热情重新收回这些能力。"

他将这一转变归功于领导力——称之为"开国元勋"并非没有道理。美国精神中有某种特质，每一个建国故事都兼具异端（heresy）和英雄主义（heroism）。现在，无论是在政府内部还是外部，都涌现出"自愿联盟"和"能力联盟"的力量，推动变革。

《Mobilize》：重新发现美国的工业基因

Katherine 问 Shyam 为何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写书并加入陆军。Shyam 的回应一针见血：如果你仔细观察，很难不感受到我们正处在类似 1930 年代末的历史时刻。大国竞争正在酝酿，而人们津津乐道的"赢得冷战"其实更准确地说，是苏联自己输掉了冷战——这种胜利的幻觉催生了大量"坏行为"，让我们相信了许多关于未来的谎言。

Shyam 在书中揭示了一个关键的历史错误认知：二战期间美国的动员并非如大众想象的那样，珍珠港事件后才"按下开关"开始生产。真相是，罗斯福总统在 1930 年代末就意识到必须动员，但当时缺乏国民意愿和政治授权。《租借法案》（Lend-Lease）提供了机制——美国花了 18 个月建造和改造工厂，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已经处于全速生产状态。

更深层的洞见在于：当一个国家走向战争，是整个国家在战斗，而不仅仅是国防部。Shyam 给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对比：

换句话说，我们以为的"正常"其实是历史的畸变。二战时，克莱斯勒既造民兵导弹也造小型货车，每一个美国消费者购买的相机、汽车、麦片盒都在某种程度上补贴着国家安全。超级计算企业和科技公司的私营部门研发支出远超政府——真正高效的做法是借助这种价格-性能曲线，为前线将士提供能力。

Shyam 提出了一个关键概念——美国工业基础（American Industrial Base）并非今天人们想到的 Northrop Grumman、Lockheed Martin 这些冷冰冰的公司名称，而是 Glenn Martin、Jack Northrup、Leroy Grumman 这样活生生的人——他们是创始人（founders），不关心下个季度的业绩，而是在建造比自己、比公司都更伟大的东西。

异端英雄：为什么创新总是体制的敌人

Shyam 在《Mobilize》中编目了大量国防创新案例，令人震撼的发现是：几乎无一例外，每一项决定性创新都曾经是异端思想。

他举了几个经典例子：

John Boyd 与 F-16：这位以难以相处著称的战斗机飞行员被自己所属的空军厌恶，但海军陆战队却从他身上学到了所有能学的东西。他是 F-16 之父，他的"高低搭配"和 OODA 循环理论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被全面验证——美国在数天内摧毁了世界第四大军队。Boyd 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成为一个人物（to be），也可以做成一件事（to do），但你不能两者兼得。"

Higgins 登陆艇：这艘被称为"赢得二战的船"，海军不想买，甚至试图窃取设计。最终二战中 92% 的登陆艇都是 Higgins 制造的。试想，如果不是这位苏格兰-爱尔兰裔造船者近乎病态地坚持，诺曼底登陆就不可能实现。

Bernard Schriever 与 Edward Hall：Schriever 建立了美国洲际弹道导弹体系，Hall 则专门研发了民兵导弹。Schriever 曾解雇 Hall，然后又不得不重新聘请他——因为没有这个"臭名昭著难以相处"的人，就无法实现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

Drew Cukor 上校与 Project Maven：Shyam 在书中第一次详细讲述了这位当代异端的故事。Cukor 是海军陆战队上校，由单亲母亲抚养长大，出身卑微，靠后备军官训练团（ROTC）才上了大学。一次决定性经历改变了他：在试图撤离被 ISIS 追击的雅兹迪难民时，一名年轻陆战队员错误判断情报画面中存在 RPG，导致撤离行动中止，数千名难民随后遭受酷刑、奴役和强奸。这个悲剧彻底改变了 Cukor。

当他在五角大楼地下室得到一个几乎没有资源的项目——将 AI 引入国防部时，他全力投入。沿途遭遇的阻力令人咋舌：每个军种都声称自己已在做 AI，有人对他发起监察长调查，甚至有人编造谣言说他"在地下室窝藏伊朗人"。刑事调查员被派到他家——一个没有地下室的 1400 平方英尺住宅，里面住着一位虔诚的摩门教徒和他的四个女儿。调查员们完全傻眼了。

Shyam 从这些故事中提炼出的结论是：异端不能独自存活于官僚机构中。John Boyd 背后有一位不知名的三星空军将领在保护他；Schriever 与 Hall 之间那种"解雇再召回"的动态，体现的正是真正的领导力——认识到特殊人才的价值并为之承担风险。

"眼下这一刻，你可以说我们需要造更多武器，我们必须这样做，"Shyam 说，"但最重要的事情是激励那些潜在的异端站出来。你的国家此刻真的需要你。"

加入陆军：以色列模式的启示

Shyam 加入陆军的起源故事源于他在以色列的经历。自 2014 年左右起，他与以色列国防军（IDF）有不同程度的合作。以色列是一个非常技术化的国家，并在这一点上引以为傲。

10 月 7 日袭击后，以色列在 10 月 8 日动员了约 36 万名预备役人员。按照定义，这些预备役人员都通过全国征兵服过兵役，而现在大多数人都积累了 20 年的行业经验。当他们回到 IDF 时，对军中技术状态感到震惊——这实际上是一种隐含的自我批评：20 岁的自己虽然编码能力不错，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现在拥有了 20 年构建互联网规模系统的经验后，才真正知道如何正确地做事。

Shyam 看到 IDF 在 10 月 7 日之后四个月的现代化进程，超过了他此前 10 年合作中看到的总和。这个观察让他无法忽视：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充沛的人才。硅谷的建造能力、a16z 投资组合中的公司所展示的 know-how——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知道如何做这些事情。

问题是：我们的"绿衣战士"们 20 岁的版本也许有能力和智慧，但他们缺乏的是工艺技能（tradecraft）、经验、和那些走过的死胡同。Shyam 说："如果你要犯错误，请犯新的错误，不要重蹈我已经犯过的错误。你如何站在美国工业的肩膀上，走得更快、做得更好？"24 岁的他也许给不了陆军太多，但 44 岁的他可以加速很多事情。

他作为四名高级顾问之一加入陆军，其他三位同事分别是：OpenAI 前首席研究官 Bob McGrew、Meta 首席技术官 Bos，以及 OpenAI 前首席产品官兼现任科学主管 Andrew Wheel。他专注于两个领域：一是帮助陆军思考长期兵力结构规划；二是思考如何将软件作为一种"可塑的武器系统"，让指挥官能够自如运用——陆军内部称之为"作战数据团队"（Operational Data Teams）。

Shyam 提出了一个与当前中国竞争格局高度相关的观点：如果中国将"军民融合"（Civil-Military Fusion）设为强制性政策，我们为什么要让自愿性的军民融合变得不可能？回顾历史，二战期间美国曾直接征召了 10 万名当今被视为"业界精英"的人进入军队——这些授权机制至今仍然存在，只是处于休眠状态。

最大的惊喜：绿衣战士中的隐藏天才

当被问及进入陆军后最大的意外时，Shyam 的回答揭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现实：绿衣战士中的人才质量远超预期。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计算机科学训练，而是自学成才。Shyam 声称，他在商业领域和公共部门看到的最具吸引力的 AI 应用，恰恰是由这些绿衣战士构建的。

他分析背后的原因：首先是存在性赌注（existential stakes）——这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为了 10% 的效率提升，而是二元的输赢结果。其次，AI 时代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它对掌握特定领域知识的人赋予了巨大的力量。比如，了解自己领域的情报准尉现在可以借助 AI 构建出极具价值的工具。

Shyam 反思了一个关键问题：10 年前这些人在哪里？答案是，他们一直都在。但 10 年前，如果有人有了一个想法，他能做什么？做一张 PPT 幻灯片，向某个项目官僚汇报，然后被后者告知这个想法有多糟糕。聪明人不会浪费这个时间。

"现在，他们花两周时间自己动手构建，"Shyam 说，"然后他们进行的是一场经验性的对话，关于他们构建的东西如何真正推动陆军前进。每个人都迅速采用，因为每个人都想赢。"

大型机构——无论是私营部门还是公共部门——在"从零到一"的创新能力上都面临同样困境。每个人都急于从 1 跳到 N，追求规模化，但陆军应该从初创公司而非财富 100 强企业学习"从零到一"的路径设计。Shyam 指出，许多大型机构其实是在"货物崇拜"（cargo culting）地模仿成功表象，而非真正理解其底层逻辑。这恰恰发挥了美军自下而上创新（bottoms-up innovation）和任务式指挥（mission command）的传统优势。

SaaS 末日：Alpha 与 Beta 软件的分野

对话转向了近期热议的"SaaS 末日"话题。有人认为，AI 大幅降低了切换成本，代码护城河、数据护城河和 UI 护城河都在消失，一批 SaaS 公司正在被送上绞刑架——从 Monday.com 到 Atlassian，甚至系统记录类企业也难以幸免。另一些人则认为，你不可能"vibe code"出这些拥有大量集成和分销渠道的复杂产品。

Shyam 提出了一个原创的分析框架：Alpha 软件 vs Beta 软件。

Shyam 承认，"第二天的工作"（Day 2）——维护、扩展、持续运营——确实更难，vibe coding 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 Beta 软件能逃脱压力。AI 的作用是区分小麦和糠秕，揭穿那些被膜拜式采用但实际价值有限的东西。

AI 价值链：芯片与本体论层的防守性

关于 AI 堆栈中价值将在何处积累的问题，Shyam 观察到以下动态：

Shyam 的结论是：价值将在两个层面积累——芯片层和AI 基础设施层（他称之为"本体论层"，ontology）。这两个层面将具有极强的防守性。

AI 与经济：大卫的弹弓

Shyam 对 AI 对经济的影响有一整套思考，核心是四个方面：

第一，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他最反感的是那种将 AI 视为宿命的叙事——"AI 将会做 X"。不，是人类将使用 AI 来做 X。这是一个选择：我们是想投资于 AI 垃圾（AI slop），还是让 AI 服务于美国的繁荣和社会的改善？人类不仅有能动性，更有义务将技术导向特定方向。

第二，修复工资与 GDP 的断裂。自 1970 年代以来，工资增长与 GDP 增长之间的脱节是根本性的结构问题。AI 提供了一个历史性机遇来修复它。就像那位情报准尉突然能做比过去多得多的事情一样，同样的现象可以在 ICU 病房、工厂车间上演——给美国工人装上超能力。

第三，大卫的弹弓（David's Slingshot）。这不只是"他们怎么做，我们就跟着做"。Shyam 用 Hadrian 作为例子——这是一家通过技术实现再工业化的公司，让工人效率提升 50 到 100 倍。美国正在以全新的方式做这件事。关键认知是：全球化的最大谎言，是将创新和生产分离——"我们这边做创新，生产放到那边"。但创新本质上是生产力的副产品，如果你不亲手制造东西，你就无法在"如何制造"和"制造什么"上进行创新。SpaceX 将研发工程师部署在生产线上，不是巧合。

中国药明康德（WuXi）曾被认为只是一家提供廉价合同制药研究的公司，现在 50% 的全球临床试验在中国进行。"这应该被视为国家紧急状态和国家机遇的双重信号。"

第四，工具革命而非概念革命。Shyam 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类比：伽利略没有发明望远镜，但他用望远镜发现了行星运动；显微镜、动力织布机、个人电脑——这些技术革命的未来不是由发明者决定的，而是由使用者决定的。但今天我们聆听 AI 末日论者的声音时，聆听的正是模型的发明者——他们极其聪明，但正如他们的创造物一样，拥有"锯齿状的智能"（jagged intelligence）。发明模型的高手不一定是预测模型含义的专家。而我们却在无形中放弃了自己的人类能动性。

《经济学人》最近刊登了一张图，给出了 AI 对经济影响的三种可能路径：垂直爆发式 AGI、经济崩溃、或 2% 温和增长。Shyam 认为，这三种结果都在可能范围内，而选择哪一个，取决于我们自己。

工程师创造价值，销售人员只是搬运

Shyam 对美国公司治理的金融化进行了尖锐批评。他以 Intel 为例：当年 Intel 面临岔路口，可以选择提拔 CFO 做 CEO，也可以选择 CTO Pat Gelsinger。他们选了华尔街能理解的那个人（CFO），而不是能决定未来技术路线的人。表面上看这个选择奏效了十年，然后一切跌落悬崖——这完全是金融工程，不是真正的工程。

波音 CEO 上一次是工程师出身是什么时候？2004 年。Elon Musk 曾说"通往 CEO 的道路是通过 CTO"，这在今天听起来像是异端言论。Intel 传奇人物 Andy Grove 曾在每年销售启动大会上提醒所有销售人员："记住，是工程师创造了所有价值，你们只是搬运。"这并不意味着销售人员不重要，而是存在一个先后顺序——而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混淆了这一点。

关于 AI 取代工作的问题，Shyam 提供了一个更务实的视角：如果目标是获胜、是占领行业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要以取代人为目标？"混合人机 AI 队友"——给销售人员穿上钢铁侠战衣、让最好的销售人员更高效、将他们的优势系统化赋能给其他人——这些才是正确的思考方式。"如果目标是获胜，而不是 AGI，你就会发现完全不同的路径。"

他观察到，美国使用技术的人——那些 CEO 们——没有人在问他如何解雇员工，他们来问的是"我想统治我的行业，我想摧毁我的竞争对手"。这种野心设定了技术应用的框架。

中国与国家意志：自杀比谋杀更可怕

Shyam 自称是坚定的"中国鹰派"（China hawk），但他的分析视角不同寻常。他承认中国有一个优势：实用主义的 AI 应用方针——目标不是 AGI，而是"提高生产力"（improve productive forces）。但他更担忧的，是美国自身。

"我们国家最大的风险是自杀，不是谋杀。"这表现为笼罩美国的虚无主义、两极分化——我们忘记了什么让我们团结，只关注什么让我们分裂。一种"什么都运转不灵、什么都不重要、不如一把火烧掉"的心态。

对 Shyam 而言，Palantir 在世界上的角色关乎制度的合法性（legitimacy of institutions）——无论是飞机舱门脱落还是基础政府服务失灵，这些制度都应该卓越运转。制度的缺失会滋生虚无主义，而虚无主义会引发错误的反应。

在物理 AI 和机器人领域，他的观点同样强调意志。美国发明了大规模生产、核能，一项接一项划时代技术。"认为美国人民无法做到这些的想法，简直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beggars belief）。"问题在于意志、动力和领导力。

「异端」进入好莱坞：电影的软实力

Shyam 创办电影制片公司的决定，根植于他自己的"同化之旅"。他年幼时从尼日利亚逃离暴力来到美国，定居奥兰多。他的美国化过程发生在沙发上，和父亲一起看电影——80 到 90 年代的电影：《猎杀红色十月》《赤色黎明》《第一滴血 2 和 3》。"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我在知道什么是公民学之前，就已经知道身为美国人的感觉了。"

他父亲的童年朋友在洛杉矶卖主题公园的小饰品，建议他们去奥兰多这个"正在崛起的主题公园城市"。于是，Shyam 的父母的工作就是为主题公园商店供货。放学后，他会被带到海洋世界，在父母补货时抚摸黄貂鱼。Epcot 中心描绘了一个关于未来的乐观愿景——科学和技术是奇妙的，人类将生活在其他星球上。

而今天的好莱坞，几乎全是终结者式的叙事——"AI 毁灭世界，技术是邪恶的力量，未来全是反乌托邦"。这与他成长于太空海岸（Space Coast）阴影下所浸染的信念形成鲜明对比。

Shyam 看好 David Ellison 接手华纳兄弟的前景。他回顾了历史：1930 年代，德国是美国娱乐业的第三大出口市场，纳粹甚至派出审查员到好莱坞控制内容生产。所有片厂都屈服了——除了华纳兄弟。Jack Warner 是唯一敢于挺身反抗的人。只有一个创始人才有胆量这样做——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在这种处境下存活。

Shyam 在好莱坞和国防工业看到了同样的困境：趋同化（conformity）、缺乏明确观点、缺乏"要传达什么"的规范性视野。但转机已经出现：

在讨论中，Shyam 提到了正在制作中的《使命召唤》电影（由 Pete Berg 和 Taylor Sheridan 合作），以及刚刚上映的《战争机器》——后者讲述的是外星机器人出现后，勇敢的美国游骑兵用自身智慧击败它们的故事。仅仅是这样的叙事框架本身，就已经是五年前不可想象的了。

Hyman Rickover：核海军之父的传奇故事

Shyam 特别推荐了一个他认为值得被拍成电影的传奇人物——Hyman Rickover。

Rickover 出生在波兰的一个小村庄，六岁时来到美国。在埃利斯岛上，他们一家有一个近乎"差一点就没能发生"的故事：当时规定到达后必须在 10 天内有人来接。母亲付钱给人发电报给已经在美国的父亲——那人私吞了电报费。第 10 天，巧合地来了一个认识他们的人，跑出去找到父亲，为他们多争取了一天。第 11 天他们被接走。差点就没有 Rickover 这个人。

Rickover 是一个出了名难以相处的人，身高仅 5 英尺 2 英寸。二战期间他驾驶一艘运煤船，并非什么显赫职位。战后他被派往橡树岭（Oak Ridge）——曼哈顿计划的遗迹所在——在那里受到启发，产生了将核动力放入潜艇的想法。在那个时代之前，潜艇基本是个笑话：柴油驱动、只能潜航约一小时、噪音巨大，本质上是偶尔能下潜的水面舰艇。

海军不想让他成功。不仅是奥本海默认为这是愚蠢的想法，海军自己也这么认为。Rickover 的第一个办公室是一个女厕所——这种羞辱的意图再明显不过：让这个人知难而退。但他继续前行了。

他的回忆录中有个有趣的细节：他并非对羞辱免疫，他感受到每一次轻蔑和侮辱，并且详细记录了下来。但不知何故，他能将这些转化为继续推进的能量。海军作战部长 Zumwalt——军装最高职位——后来说："海军有三个敌人：苏联、空军、和 Hyman Rickover。"——他自己的四星上将。

Rickover 以"安全到我的儿子可以服役"为标准来建造核潜艇，这一标准比最低安全要求严格 100 倍。结果是：美国舰艇和潜艇的安全记录世界领先，苏联潜艇兵每六个月需要到索契休养六个月以恢复白细胞计数（因为他们正在被辐射），而美国因核辐射造成的死亡人数为零。

Rickover 担任四星上将长达 30 年——这是今天无法想象的，今天的军官被视为需要不断轮换的"齿轮"，每两到三年就必须换岗。而核反应堆主管这一岗位至今仍有 8 年的任期，这本身说明了在某些极其精密、需要深厚知识和连续性的领域，不能不断把人抽调出去。

结语：为下一代而战

Shyam Sankar 所做的一切——写书、加入陆军、投资电影、领导 Palantir——有一条贯穿的逻辑线：美国精神与下一代。

"当我想到我的孩子们，我意识到我成长中的那个美国，是每一代人都必须为之奋斗的。我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为下一代应该拥有的繁荣而战。无论是通过电影的软实力和激励，还是通过硬实力和威慑对手、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一切都在于美国的伟大和美国人民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