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米尔·迈克尔：国防部在AI上跑得比硅谷还快
摘要
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War）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Emil Michael）在本期 a16z 节目中，深度剖析了美国国防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面临的紧迫挑战与变革路径。他指出，冷战后长达数十年的"和平时期速度"（Peacetime Speed）导致国防工业萎缩至四五家主承包商（Primes），关键供应链高度依赖海外——而与此同时，中国自 2010 年左右开启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迈克尔的应对策略清晰而激进：将 14 个模糊的优先领域压缩为 6 个，将应用 AI（Applied AI）列为首位，并在上任 90 天内推动 AI 工具的使用人数从 8 万跃升至 120 万。访谈的核心张力来自一场围绕商业 AI 模型在五角大楼使用的公开争议：他发现前任政府签署的合同中嵌入了数十项隐蔽限制条款，导致美军在最敏感的作战司令部被单一供应商锁定，甚至可能在行动中因条款违规而被远程切断服务。迈克尔由此发起了对单一供应商依赖的清理行动，同时推动国防部采购文化的深层变革——从成本加成（Cost-Plus）转向固定价格（Firm Fixed Price），从"永不说不"转向"更快的是与否"。访谈最后，这位阿拉伯裔移民以自身经历呼吁更多科技创业者投身公共服务。
正文
从硅谷高管到国防部首席技术官
埃米尔·迈克尔的公共服务之路始于一个偶然的转折。2007 年，他的第一家公司 Tell Me Network——一家语音识别软件企业——被微软收购后，他感到需要从科技圈抽身片刻，于是申请了白宫学者项目（White House Fellowship）。这是一个超党派的一年期项目，曾培养出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人物。迈克尔获选后被分配到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手下，得以深入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这段经历让他对国防事业产生了深厚感情，并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等我真正准备好的时候。"
这个"准备好的时刻"随着特朗普总统的上任而来。迈克尔看到一位"颠覆者"站在最高层，选择了赫卡比（Hegseth）担任国防部长——这意味着他曾经目睹的那些系统性问题，终于有了一条更清晰的解决路径。"从行政命令的推进速度、关键矿产、新技术、到新参与者的涌入，节奏令人难以置信。"于是他决定重返公共服务，这一次是以国防部首席技术官的身份。
"和平时期速度"与"战时速度"
迈克尔在访谈中反复强调一个核心概念：国防部不能再以"和平时期速度"（Peacetime Speed）运转。这一现象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冷战结束后的一场著名事件——"最后的晚餐"（The Last Supper）。当时五角大楼的领导者对工业界表示：未来不会有大量武器采购和创新需求，你们应当整合、放慢增长、转型为分红和回购股票的企业。结果是，国防工业整合为四五家主承包商，持续了数十年。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自 2010 年左右开启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建设。"而我们没有跟上。"迈克尔指出，美国在关键矿产、电池、供应链等诸多关键领域形成了严重的海外依赖。他以无人机公司 Skyio 为例——这家公司因被中国制裁而无法购买电机、电池等关键零部件，而这些产品一旦进入国防采购周期却突然断供，"那就是巨大的问题"。
"战时速度"意味着什么？在迈克尔看来，核心是重振关键领域的本土生产能力，确保国家在核心能力上实现自主可控。"我们拥有精湛的能力，在许多领域处于领先地位，但我们必须确保在关键领域自给自足。"
从 14 个优先事项到 6 个：聚焦的力量
去年五月宣誓就职后，迈克尔像任何新任领导者一样做了"库存盘点"。结果令人震惊——他的岗位下有 14 个关键优先领域，前任有 10 个，后来有人加了 4 个，而且这些事项在近十年间几乎未曾改变。
"谁能记住 14 件事？尤其在你要激励一支庞大队伍的时候。"这些领域充斥着迈克尔所说的"技术八股"（technobabble），比如"集成网络系统中的系统"。他的做法是重新研究并砍掉了超过一半——最终压缩为 6 个真正具有变革潜力、能对战备能力和工业基础产生实质影响的领域。
排在第一位的，是应用 AI（Applied AI）。迈克尔将首席数字与人工智能办公室并入自己的团队，由此获得了快速推进的能力。"我们国防部在 AI 上严重落后，而它正以惊人速度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对手也在大量使用它。"因为对手对自身指挥控制体系缺乏信任，他们倾向用计算机替代人类决策；而美国的路径恰恰相反——用 AI 增强（enhance）人类决策能力。
成果令人瞩目：在迈克尔上任后的 90 天内，国防部 300 万人员中使用某种 AI 工具的人数从 8 万飙升至 120 万。
为什么国防需要 AI？三大战场
面对"我们有导弹就够了，为什么需要 AI"的质疑，迈克尔将国防部 AI 应用拆解为三个层面：
第一，企业级效率。 和任何大型组织一样，国防部需要 AI 提升日常运营效率，让人员从繁琐的重复性工作中解脱出来——"当你能更快完成枯燥任务，每个人的幸福感都会提升。"
第二，情报分析。 国防部拥有海量却分散、未被利用的数据仓库。"想象一下，数十年的卫星图像可以用来训练模型、获取洞察，然后用于异常检测。"这意味着将一名人类分析师的吞吐量提升千倍——以计算能力解读那些沉睡在孤岛中的数据。
第三，作战。 战争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后勤（Logistics）——如何规划物流、寻找资产、进行兵棋推演、策划行动和执行模拟。a16z 的采访者补充道，他们经常听到创业公司展示令人震撼的用例：通过 AI 优化后勤节省五角大楼 15% 的燃料预算，在对抗性环境中以最高效的方式调动部队、装备和车辆。
"寒毛直竖"的时刻：揭露 AI 合同的隐患
访谈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迈克尔关于商业 AI 模型在五角大楼使用的内幕披露。当他开始审视前任政府签署的 AI 合同时，他经历了一个"天哪"（holy cow）时刻——这些合同中的限制条款远超媒体报道的范围。
数十项隐蔽限制：合同中包含的条款禁止使用 AI 进行卫星调动、行动规划，甚至规定凡可能导致动能打击（kinetic strike）的行动都不得使用该 AI 模型，哪怕只是用于规划而非执行。
单一供应商锁定：这些 AI 模型已被深度嵌入美军最敏感的作战司令部——负责伊朗方向的中部司令部（CENTCOM）、负责中国方向的印太司令部（INDOPACOM）、以及负责委内瑞拉和南美的南方司令部（SOUTHCOM）——而供应商只有一家，完全处于被锁定状态。从合同条款来看，如果模型检测到使用方违反了服务条款，理论上可以在行动中途被远程关闭，"置生命于危险之中"。
马杜罗突袭成为催化剂：在马杜罗（Maduro）突袭行动——迈克尔评价为"我们一生中最成功的军事行动之一"——之后，这家主要供应商的一位高管主动质询其软件是否被用于该行动，并表示不确定公司是否认可这种使用方式。"当一个公司问你'嘿，你们的行动有没有用我们的软件？因为我们不太确定我们是否喜欢这样'——一阵寒意会从你的脊背升起。"迈克尔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就像一个陌生人在咖啡店里走过来对你说"我昨天看到你孩子在学校操场上踢球"，你的第一反应是——"你是谁？"
这引发了一系列紧急行动："我们是不是在最重要的军事行动成功之后，还受制于一个对我们如何使用其软件有所顾虑的独家供应商？服务条款与未来的世界不兼容——我们必须引入其他合作伙伴，必须立即行动。"
"公司的宪法"不能指挥美军的指挥控制环境
访谈深入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当 AI 正在向通用人工智能（AGI）演进，成为一种像互联网、电信网络一样渗透一切的底层技术（substrate）时，由谁来制定使用规则？
迈克尔的核心立场异常清晰：如果你将 AI 视为一种底层技术，那么告诉这种技术的使用者——"你不能将其用于合法事务"——是不能接受的。"所谓'合法'，是指经过民主制度验证的、由国会通过的法律、由行政分支执行的事项，在军事这个美国政府最敏感的部门中。我们的职责是作为力量部门保护美国人。"
问题在于，一些 AI 公司有自己的"宪法"（constitution）——不是企业文化或价值观，而是直接使用"宪法"一词来描述模型的行为准则。"不是美国宪法，而是某家公司的灵魂、某个人模型的宪法——这些东西不能来决定我们的指挥控制环境，不能告诉将军和作战人员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采访者插了一句话点破荒诞之处："公司有企业文化很正常，但有宪法的公司不多见。尤其当公司高管经常流动——谁知道他们明天会怎么想？"
民主监督：谁有权替 3 亿人做决定？
在回答关于民主监督（Democratic Oversight）的问题时，迈克尔展开了更宏观的论述。美国在 9/11 之后，围绕《外国情报监控法》（FISA）、《1947 年国家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展开了一场关于如何在公民自由和国家安全之间取得平衡的激烈辩论。"好消息是，我们一直有健康的辩论。"
但他指出：法律可能落后于技术发展，但这不能成为公司单方面行动的借口。"如果你看着法律落后于科技，然后说'所以我要替国防部 300 万人、替这个国家 3.5 亿人做一个决定'——你没有这个权力。"即使作为一个信奉小政府、自由市场的人，迈克尔也坚持政府必须在保护国民的武力上拥有垄断地位。"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制度，虽然它不完美，那你还能相信什么？否则你就是在自封为上帝。"
更令人不安的是对手的差距：中国正在窃取美国的 AI 模型、移除所有安全护栏（guardrails），并可能用这些模型来对付美国。"难道我要在面对同样的模型时被绑住一只手，就因为对手偷走了我们的模型？这会把人带入一种奥威尔式的荒谬处境——谁都说不清楚到底谁对谁错。"
四家公司，一千名研究者：当下的产业格局
关于当前 AI 与国防辩论的现状，迈克尔认为工作尚未完成。他描述了当前 AI 产业的一个奇特结构：四家前沿公司（frontier companies），以及大约一千名被视为"至关重要"的研究者——"就像大联盟棒球运动员一样，这四家公司在互相交换他们"。
迈克尔的底线很明确：永不再单线依赖（never single-threaded again）。他将这种依赖称为"前任政府留给我们的可怕礼物"。好消息是，现在有多条途径可以合作——多家公司出于爱国心主动表达了对国家安全的兴趣。
他回溯到 2018 年的 Google Maven 项目事件作为对照。当时 Google 因内部员工抗议（employee mob issues）而拒绝竞标国防部的 AI 合同，如今 Google 已成为政府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我希望一些新公司能从 Google 的教训中学到东西。"
采访者补充了一个重要视角：Maven 事件实际上成了美国活力主义运动（American Dynamism）的催化剂。许多创始人明确表示"我要让急救人员和保卫国家的人拥有最好的技术"。采访者还提醒听众，Maven 项目最终被用于确保在阿富汗"不落下任何一个人"——"难道你希望有人被落下吗？"
对抗官僚体制：从工时材料到固定价格
当被问及国防部内部正在发生何种结构性变革时，迈克尔援引国防部长赫卡比的话："我们正在进行一场与官僚体制（bureaucracy）的不可阻挡的战斗。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阻碍新技术公司将其概念或产品部署到国防部的官僚体系。"
他正在推动三个关键转变：
从冗长需求清单到简化需求。 过去，国防部的招标文件（RFP）包含上千条具体要求，供应商只需逐条勾选"能满足"，即使物理上根本做不到也无所谓。然后双方进入成本加成合同（Cost-Plus），开发失败后不断提交变更单（change order），再耗费三年和数十亿美元。"现在我们改为：我需要一枚能在某种环境中飞行特定距离、携带特定载荷的导弹——剩下的你们工业界来给方案。我们可以同时要五种不同的方案。"
从成本加成到固定价格。 这就是迈克尔所称的"埃隆模式"（Elon Model）——也是马斯克在 SpaceX 取得成功的关键。固定价格合同意味着：如果企业能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成本，利润空间就更大；如果做不到，亏损自负。"风投圈子对这种模式非常适应——你押注赢家，不是每个人都赢。但成本加成的无休止开发周期走不通。"
从"永不说不"到"更快的是与否"。 国防部 300 万人中，创业者总能找到人说"太好了，我喜欢你们的产品"。但"钱会说话"——关键问题是他们有没有采购、有没有测试、有没有实质推进。"我经历过作为创业者的痛苦：不知道会不会成交。我宁愿被尽早拒绝，这样我可以要么换合作伙伴、要么调整产品策略。"
创业者的下一步：跨过规模化的鸿沟
迈克尔对国防科技创业者提出了一个具体、务实的方向：传统主承包商（Primes）的真正优势不在于创造力，而在于"生产和制造的能力——能够将最初构建的东西规模化"。因此，创业公司的最大机会在于：在证明技术概念之后，建立自己在工厂建设和批量生产方面的能力——包括质量控制等完整流程。
他预测，未来一到两年内将出现一批成功跨越这道鸿沟的公司。"会有公司摔倒，然后找到合适的人，最终解决问题。"这将大大激励更多创业者，也会吸引更多风投资金涌入这个市场。
以服务回应召唤：一位移民的爱国之路
在访谈尾声，迈克尔分享了他选择这条道路的深层动机。他的第一语言是阿拉伯语，作为移民来到美国，在硅谷参与建设了"一些最有趣的公司"。当他感到时机成熟时，公共服务成为他回报这个国家的方式。
"我想让我的孩子们看到这一切——让他们明白，我们这个制度不是免费的。它需要建设者、关心它的人、愿意为之牺牲的人。"这让他联想到那些自愿入伍的战士："这是我能'入伍'的方式——确保他们感受到我的支持，这对我来说无比激励人心。"
他以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为例，指出曾经政府服务是一项受尊敬的职业，吸引着最优秀的科学家；如今虽然科技行业提供了大量施展才华的机会，"但我们不能忘记，仍然需要爱国者时不时地来做这类事情"。